伪满洲国的"俄奸"是如何为日寇服务，出卖祖国和同胞的？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原题：《伪满洲国“俄奸”群体揭秘》
1934年3月1日，溥仪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成为日本侵略者侵略东北的帮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伪满洲国中，不仅有“汉奸”，还有“俄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1934年，罗扎耶夫斯基前排左二)在哈尔滨出席俄罗斯法西斯党的宴会。
提起“汉奸”，人们立刻会联想起抗日战争年代紧随日本鬼子屁股后面，头顶礼帽，身着绸缎长衫，斜挎驳壳枪，对日本主子点头哈腰、对中国百姓则任意欺凌的一副走狗嘴脸。其实，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每当遭遇外族入侵时，都会有一些为了私利而出卖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变节投敌者。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替伪满政权效力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俄国、蒙古和朝鲜人。本文主要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披露一些至今鲜为人知的替日满政权效力的“俄奸”的真实历史。
俄奸替日本人效力、效命的第一项活动，是积极从事反苏反共亲日宣传。例如，俄罗斯法西斯党印制并广为散发的传单公开号召推翻苏联政权。
俄奸们还大肆鼓噪亲日。例如1937年哈尔滨出版的俄文版《远东白色运动简史》就说：“我们面向东方，我们与伟大的东方帝国——日本的团结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我们的敌人说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怎样横加指责。”即便是俄罗斯法西斯党领袖罗扎耶夫斯基本人，后来在1945年8月22日写给斯大林的忏悔信中也承认：“年复一年，尽管我们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我们祖国的民族主义者，但终究因为脱离祖国而实际上成了我们所憎恨的那种资本的国际打手”，“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说和做。我们不得不赞美德国人和日本人。”
俄奸们不仅在伪满境内从事反苏反共宣传，还渗透到苏联境内开展宣传活动。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看，日本情报机关策划的反苏宣传异常诡秘、狡诈。比如，苏联反间谍机关截获的《1940年2月16日哈尔滨日本军事使团关于加强对苏情报及破坏活动的措施计划》中就规定：“在进行秘密宣传时（特别要利用口头宣传和出版小册子），应当尽力表明：日本不是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其不可更改的唯一目的是推翻共产主义制度”。该计划还特别强调了宣传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口头宣传应当通过满洲人和朝鲜人进行，使之自然而然地影响俄国人”，“必要时，日本人自己可以驳斥这些报道，或者我们可以对这些报道表示嘲笑”；“小册子应当作为秘密材料在苏联人中间传播。小册子的内容应当含有记述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私人行为的材料，或者关于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商务代表之间存在分歧的消息，以便引起人们的好奇”；“要合理地利用各种商品，巧妙地通过那些发往苏联的商品向苏联寄送宣传鼓动材料，例如，用专门制作的假报纸来包裹和包装商品。”上述计划还特别强调了开展对苏宣传工作的目的所在：“可以通过传播表面上看来无害的宣传品来诋毁苏联报道的客观性，以破坏人们对它的信任。还应当不知不觉地让人们对政府的政策不信任的感受日益加深。应当利用人们的好奇心诋毁和破坏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的威望，也可以传播预先编造好的这方面的笑料。”
俄奸的第二项活动，是帮助日本人控制、盘剥伪满境内的俄侨。借助于“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日满统治者对于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俄侨的详细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有何专业技能和特长，何时抵达伪满等掌握得清清楚楚，正因为如此，对俄侨们的统治和控制变得非常容易。
为加强对俄侨青少年和妇女的亲日思想灌输，1932年在罗扎耶夫斯基的倡议下组建了“俄罗斯妇女法西斯运动”组织，1934年又组建了“青年法西斯联盟”（由10～16岁男孩组成）、“青年法西斯先锋队联盟”（由10～16岁女孩组成），“法西斯童子军联盟”（由5～10岁儿童组成）以及“俄罗斯青年民族联盟”（由16～25岁青年组成）。
俄奸们还协助日满当局推行各项政策。比如，协和会俄侨分会倡导俄侨与“政府”共度时艰，提出让俄侨放弃“复活节互访和节日聚餐”，还呼吁把购置圣诞节礼物的钱省下来捐献给军队；而俄侨妇女则被要求“在家中始终保持对满洲国的国民敬畏感”，节约国家资源，一年两次往前线邮寄礼物，给医院病人缝补内衣等。
俄奸们还勾结日本人谋害俄侨同胞。1933年年轻的钢琴家、犹太人西门·卡斯帕遇害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西门·卡斯帕的父亲约瑟·卡斯帕是哈尔滨一家著名饭店的老板，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从俄国辗转来到中国，最初开设了一家钟表店，后来又陆续开设了商店、戏院、电影院，披星戴月地奋斗，财富日积月累，终于在1918年前后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富翁。他的儿子西门·卡斯帕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并已取得法国国籍。1933年年仅24岁的西门·卡斯帕抵达哈尔滨，准备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白俄Н.马丁诺夫、В.伊万诺夫等与日本人中村密谋，纠集了15名白俄绑架了西门·卡斯帕，给约瑟·卡斯帕寄去匿名信要求支付30万日元的赎金，约瑟·卡斯帕断然拒绝。1933年12月30日，伪满警方宣布找到了西门·卡斯帕的尸体，迫于境内外压力伪满警方逮捕了白俄绑匪并移交法庭审判，法庭判处他们死刑或无期徒刑。但两天后日本人就宣布判决无效，绑匪被释放。
俄奸的第三项活动，是参加伪满军队，充任伪满警察。1932年11月，伪满政府制订了警察机构改革方案，增加俄国人和日本人警察。日本人认为“中国警察总是跟中国游击队或土匪勾结在一起，因而是比较危险的。俄侨充任的警察能够比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36年1月，伪满哈尔滨警察厅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成立了征兵处，强行征召俄侨加入以伪满洲国治安部名义成立的白俄部队。这支部队的队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部队长为日本人浅野，所以又被称为“浅野部队”，后移至吉林德惠第二松花江，又被称为“第二松花江部队”。这些部队还受日本情报机关的调遣，针对苏联从事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有时直接被调用参加边境地区的战斗。总部设在哈尔滨的俄罗斯法西斯党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日本人将其投放到苏联境内，很快就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消灭，其中很多人死去而不为人知。
俄奸的第四项活动，是渗透到苏联境内从事反动宣传、暗杀、颠覆破坏、收集情报等活动。1937年在哈尔滨成立了一所秘密学校，培训“在苏联境内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骨干”，该校校长是俄罗斯法西斯党领袖罗扎耶夫斯基。尽管在哈尔滨很多俄侨对待俄罗斯法西斯党的态度很冷漠，但该党还是有不少追随者和支持者，主要是那些涉世未深的俄侨青年。他们出于对罗扎耶夫斯基“能够复兴伟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承诺的信任，加上贫困的煎熬，而走上了公开与自己的祖国为敌、替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道路。不少被蒙骗的俄侨青年，很快就在边境地带被苏方抓获并枪决了。
1939年10月10日，苏联赤塔边防军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第五处第18725号特别报告，表明苏联反间谍机关掌握了日本情报机关的一些会议情况和会议决定：“为了积极开展反苏情报活动，关东军司令部二处在1939年多次召开了日本军事使团及其情报和接头机关负责人专门会议，这些会议的实际决定可归纳如下：
（1）偷窃苏联领土上的边境通行证和招募苏联边防军人。
（2）组建破坏小分队并将其派遣到我们这边来进行破坏活动，并且首先是破坏铁路设施。
（3）查清边境附近居民点和守备部队驻地内的水源和水井，以便必要时投毒。
（4）从原先曾在苏联境内居住过的越境人员——俄国人和中国人——中间招募并训练道路指引谍报人员，以便把他们派遣过来侦察道路和散发反革命传单。
（5）在我方领土上阿穆尔河航标灯工作人员中招募间谍。
（6）通过自己的双面间谍提供假情报迷惑我们。与此同时，向各军事使团划拨经费，发放物资器材，以便开展情报活动。”
渗透到苏联境内的俄奸，还从事炸毁铁路和军列、破坏重要厂矿设施等活动，甚至对苏联各级党政军领导人进行暗杀。比如，1939年8月22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局长尼基绍夫，呈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说：“今年7月，一批日本间谍在第63边防总队地域偷越国境时被我擒获……三人供认：今年4月他们被哈尔滨日本军事使团招募为破坏小组成员，被派往我领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施泰恩司令员的恐怖活动，组织颠覆军列等……”这里所说的“施泰恩司令员”，是指当时担任苏联红军第一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员的施泰恩。
此外，就是广为侦察、刺探、收集苏方的各种情报。据1939年10月苏联反间谍机关掌握的情况：“……具体表现为搜集以下各类情报：
（1）部署在外贝加尔方向的工农红军部队，它们的配置、人数和番号；
（2）工农红军的空军兵力，它们的人数、机型、武器装备、机场、降落场分布地点及其状况；
（3）筑垒地域和新的防御工事的构筑，特别是达乌尔—赤塔方向的有关情况；
（4）外贝加尔方向工农红军各部队战斗准备情况；
（5）铁路状况，其运载能力、物质基础，以及公路和电报电话线路的状况；
（6）边防部队，其配置、人数、武器装备和番号；
（7）我国边境地带的政治经济状况。”
尽管日本侵略者竭力利用俄奸替自己效力，但他们对俄奸的戒备和监视却始终存在。1940年哈尔滨日本军事使团关于加强对苏情报及破坏活动的措施计划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对白卫军分子的领导”，并“为了制止白卫军分子的任何动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防止俄侨受苏联官方宣传的影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隔绝俄侨对真实苏联的了解，曾担任伪满政府交通部大臣的谷次亨写于1954年12月4日的笔供揭示了这一点：“伪满为使日寇完成太平洋战争，唯恐东北人民和在东北居住的外国人泄露伪满的情况，和与有伪满不利（原文如此——作者注）的通信和电话的传递，伪交通部特指令各邮政和电话机关添设了通达欧文语言和中文语言的日本人，检查中外人民的往来信件和窃听向各地的通话。这种检查信件的事项，伪满成立不久即暗中施行。对外国人的信件检查和窃听通话，是由我到伪交通部以后，即一九四三年春实行的。”上述笔供还披露：“日寇鉴于太平洋战争逐渐败北，深恐它的附庸国家人民听到了真相，特由伪交通部由一九四三年秋指令‘邮便总局（原文如此——笔者注）’，对于有收音机的一律暂时代为保管（实际就是没收）。据当时的伪交通部次长日寇田仓八郎的报告，没收全东北中外国人民的收音机已有两千六百余台。”
在日本主子看来，俄奸就是供其任意驱使的走狗，每当日本人的侵略计划受挫，或其利益受到损害，或国际环境对其不利时，他们都会首先顾及自身利益，这时俄奸们的命运在他们眼中就一钱不值了。俄罗斯法西斯党领袖罗扎耶夫斯基1945年8月22日写给斯大林的忏悔信中便说道：“外国情报机关使劲地利用我们。逮捕、毒打、杀害我们的，是我们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这是命运对我们这些没有觉悟离开祖国逐渐变为脱离、背叛祖国的人的报复。”“1938年，日满当局封闭了我们的报纸《我们的道路》。1940年又封闭了我们在满洲国的中心和组织，只允许我们在狭小的范围里开展不合法的活动，而且受到严格的监督。1943年，迫使我们停止所有的活动，从1943年起‘俄罗斯法西斯联盟（俄罗斯法西斯党后来的名称）’更名为‘俄罗斯民族劳动联盟’，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1943年7月1日，日满当局没有解释任何原因就关闭了俄罗斯法西斯联盟，禁止它在伪满境内的活动。而罗扎耶夫斯基本人则被日本人安排进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负责宣传、意识形态和教育工作。
自古以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与人民为敌的变节投敌者是没有好下场的。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败象尽显，俄奸也感觉到了末日的来临，一批重要俄奸，比如谢苗诺夫、罗扎耶夫斯基、巴克舍耶夫、弗拉西耶夫斯基等人曾试图逃命，不过，最终都被逮捕。
俄奸的结局，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在渗透苏联境内过程中，被苏联边防军当场击毙。
第二种是在执行日本情报机关授予他们的任务过程中，被苏联边防军逮捕而长期监禁。仅在1939至1941年间，在苏联的边境城市和远东地区就查获了2500名日本谍报人员，并且抓获了大约1万名在边界地区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人员。
第三种命运是死于日本主子之手。比如，罗扎耶夫斯基在其致斯大林的忏悔信中，便披露其副官В.Н.米古诺夫在拆开电话时触电身亡，其实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再如，1940年1月5日苏联、蒙古、日本三方代表在哈尔滨就政治调解边界地区冲突进行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日本人将所有白俄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法西斯党领袖罗扎耶夫斯基在内统统赶出了哈尔滨，并且对俄罗斯法西斯党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逮捕了俄侨中24名所谓的“苏联间谍”，审讯后立刻枪决。
第四种命运，是被苏联红军押解到苏联境内经审判后枪决。罗扎耶夫斯基就是如此下场。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罗扎耶夫斯基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带着一些骨干成员逃往天津。8月22日，他在天津给斯大林写了上述那封忏悔信，并在信中恳求“伟大的斯大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的俄国侨民，给每一个落入外国人魔窟的俄国侨民提供以诚实的劳动来赎罪的机会”，同时，“我准备为俄罗斯法西斯联盟的全部活动承担责任，准备上任何法庭，准备赴死，如果需要的话。如果苏联政府需要这样做，可以枪毙我——经过法庭或者不经过法庭”。不过，他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动员侨民归顺今日的社会主义俄国，组织大批俄侨转到苏联一边，在全世界宣传关于俄国及其领袖、政府、领导政党的真实情况，组织同外国情报机关的严峻斗争，帮助祖国情报机关开展工作，在各国建立亲近苏联的小组和协会”。10月初，罗扎耶夫斯基一行抵达北平，向苏联驻华使馆自首，后被转送到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狱。1946年8月底，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罗扎耶夫斯基等铁杆俄奸死刑。
第五种命运，则是被押解到苏联境内长期监禁。比如马特科夫斯基，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携家眷逃离苏联，迁居哈尔滨，积极参加俄罗斯法西斯党的活动，曾经一度担任俄罗斯法西斯党远东部部长，1935年充任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三处，即“间谍和反间谍处”处长，与哈尔滨日本军事使团密切合作。1945年11月，他被苏联红军逮捕，后被押解至苏联境内长期监禁，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死于苏联。有文章中描述了曾被迫跟日本人有过合作的俄罗斯古老信徒派教徒们被押解到苏联境内的有关情况：“1945年，俄罗斯古老信徒派教徒们在中国的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苏联红军在哈尔滨掌握了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的档案文件，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跟日本人有过联系的人被逐一揪出。除了几个老头之外，几乎所有的男性古老信徒派教徒都被逮捕并被押解到苏联境内。”这揭示了当时苏联方面对俄奸们所采取措施的严酷和严厉。
最初，被押解到苏联境内的俄奸的家属曾一度滞留在中国东北境内，她们苦苦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可希望总是一次次、一年年落空。后来，不少人经苏联方面宣传和动员返回了苏联境内，也有一些人辗转到了上海，经上海辗转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到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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